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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与话语方式  

2010-05-17 08:27:43|  分类: 兴趣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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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中国哲学是寻求“生命之道”的学问,那么中国的哲学家又是怎样思考“道”、把握“道”、表达“道”的呢?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在思维方式与话语方式上的特质又是什么呢?

通过上面两节中的引文,我们会发现中国哲学家在思维方式上的独特之处。概括地说,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

哲学思维是超越了具体事物具有“形而上”特征的抽象思维。西方的哲学思维是以概念为载体通过逻辑推演的方式得出结论的。这种思维就像数学运算一样,哲学概念相当于数字符号,逻辑相当于数学公式,结论相当于数学运算的解。这种思维体现了理性思维的全部过程,其中每一步的推导都不能省略。正因如此,我们阅读西方哲学的著作,开始时总会被繁琐的论证搞得头昏脑涨,一旦理清了作者的思路,就会觉得十分清晰。西方概念性、逻辑性的思维方式是科学产生的思维基础。

中国哲学的思维与西方迥然不同。中国人不太重视思维的过程,而更重视思维的结论。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就是一种直接得出结论的思维方式。“直觉”中的“直”是“直接”,“觉”是“觉得”,“觉得”就是做出判断、得出结论。“体悟”中的“体”是“体会”,“悟”是“领悟”。“体会”与“领悟”都是对具体事物背后的“某种东西”的把握。“直觉”强调的事当下的把握,“体悟”则往往蕴含着思考、琢磨的过程。严格地说,直觉体悟具有超思维的特征。由这种“思维方式”得出的结论不都是通过思维得到的,这种“思维方式”的基础是人的全部感知能力,像心灵感应就是最常见的一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有这样一种体验:当别人问你“你怎么知道?”时,你会说“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但我就是知道!”。这种“就是知道”,不是来自于思考,而是来自于说不清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有直觉体悟的味道。所以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所说的“思维方式”是广义上的,不能按西方理性思维去理解。直觉体悟都是“形而上”的思维,因而是哲学性思维。

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源于中国人的生活背景。以农业活动为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日常接触的事物都是具体的。在这种生活环境中,形式化的抽象思维很难得到发展。相反,古希腊以商业活动为主,容易对抽象的数目更加重视,同时会发展逻辑思维能力。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中孕育出了中国的象形文字,这种文字也不利于发展抽象的形式思维,而西方的文字在形式上只是抽象符号,这也促成了形式化抽象思维的发展。中国人也不是不会抽象的逻辑思维,只是中国人的抽象思维是与思想内容分不开的,就是说,中国人的抽象思考一定是有内容的,而不像西方人那样擅长纯形式的思考。这就像中国的汉字一样,每个字符都有自身的含义,而西方文字的字符只是抽象符号,没有具体含义。这也是中国古代数学及科学不发达的原因。

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还与中国哲学的思想主题密切相关。中国哲学要寻求“道”,但“道”不是唯一的、固定不变的。对“道”的把握无法通过固定的模式及程序得到,而只能在经验的积累基础上悟得。所以中国哲学强调直接得出结论,而不在意思想的方法与过程。这种思维取向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得鱼忘筌”或王弼所说的“得意忘象”。同时,中国哲学对语言表达“道”的能力也表示怀疑,所以很多哲学家认为“言不尽意”。西方哲学的思维取向与中国哲学截然不同。西方古代的哲学主题是寻求世界的“本体”,“本体”与“道”在特征上具有一致性,都带有作为人的生命依据的根本性。但“本体”在西方人看来是实体性的,只能通过严密的思维逻辑推导出来,这种推导的每一步都是有意义的,都是向“本体”的接近,同时也都是实在的知识。所以西方人更重视思考的过程、方法与程序。其实,西方哲学里的许多结论性观点也是直觉体悟的结果,只不过西方哲学家一定要用逻辑推导的方式推出这一结论才算满意。

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具有这样几个特征:心灵性、整体性、经验性、情感性、境界性。

心灵性: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是超出理性思维的,这种思维方式的能力基础不仅是智力,更重要的是“悟性”。“悟性”无法用科学的方式界定,从根本上说是人的心灵感知能力。孟子认为“心”是思维的器官,他认为:“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用现代的观点看,这种说法虽然不科学,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由“心”所思与由“脑”所思是有所区别的。中国人爱说“心想”,如果用科学的观念来衡量,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但如果从经验上说,“心想”又是确实存在的,“想”与用“心想”是有区别的,“心想”包含着情感的、心理的、意志的等非理性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心想”才是真正的想,是人的全部感觉能力汇聚到“心”,由“心”去“想”。只有用“心”去想,才能产生灵感,才能直接做出判断、得出结论。所以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的本质就是心灵思维。

整体性:西方的逻辑理性思维是一种对象性思维,即把思想者作为主体,把思想的对象作为客体。这种思维造成了主客体的对立与分离。西方哲学中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来源于此。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不做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的区分,而是对自己的全部知识与经验进行抽象。这就是说,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的对象是“世界整体”或“观念整体”,所以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这一特征与思想的主题密切相关。中国哲学关心的不是对“客体”的认知,而是要寻求“道”。“道”不是“客体”的性质,而是蕴含在包括思想者在内的所有存在物之中的。“道”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对“道”的把握无法通过分析的方式实现。这种思维方式是中国哲学“天人合一”观念的根源。

经验性: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不是建立在对象意识基础上的,这种思维的资源是人们的生活经历。这里所说的经验性与西方哲学经验主义的“经验”有所不同,经验主义是把“存在”划定在感觉经验的范围内,否定超出经验的“存在”与知识。中国哲学不关心抽象的“存在”问题,而是要在经验中寻求生命的“道理”。这种寻求不是超出人的生活之外的玄想,而是在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的,所以孔子才说:“道不远人”(《中庸》)。

情感性:直觉体悟的思维不是一种可以超出个体情感,保持价值中立的纯“客观”思维,而是与个体的态度、情感倾向密切相关的思维。直觉体悟的来源是经验,但这种经验不是经过理智“过滤”后的经验,而是掺杂着个人情感的经验。又由于从经验中悟得的“道理”要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只有符合人们的情感倾向的“道理”才会为人接受,这实际上就要求思考本身就要有情感倾向。所以中国人不光讲“理”,还要讲“情”,只有“合情合理”的“道理”才能让人接受。这种要求也与中国人的生活背景有很大关系。中国人不仅很讲人情,而且对自然的理解也蕴含着很浓的情感特征。像儒家就从道德的角度理解“天”,道家虽然不讲世俗情感,但却有一种超世俗的具有审美特征的情感。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这说明儒道都是富有情感倾向的。相反,那些只讲“理”不讲“情”的学派,像墨家、法家都不得人心,也就难免昙花一现的命运了。

境界性:理性思维依赖的是人的智力,正常人在智力上的先天差距不是很大,而且智力能够通过后天的学习得以发展。因此可以说理性思维方式是一种横向的、平面化的思维。直觉体悟的思维依赖的是人的悟性、经验以及情感。悟性基本上是一种先天的能力,通过后天学习提高的空间很小;经验与人的生活阅历相关,其中既有年龄因素又有活动空间的因素,人们在生活阅历上的差距也是很明显的;情感与悟性相似,也是人的一种先天能力,“情商”理论表明,人在情感能力上的差距要比智力上的差距大。由于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依赖于人的综合素质,而人在综合素质上又有明显的差距,因而这种思维方式不是横向的而是纵向的,不是平面化的而是立体的。如果我们把人们因对生命理解的不同而决定的生命状态的不同称之为各种生命境界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在这些人的思维能力上就已经有了境界的区分,这也就表明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是有境界性的。当然,人在思想境界上的区分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孔子所说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并非绝对真理。

思维方式与思想的内容具有统一性,不同的思维方式与思想内容都不能相互替代。西方的逻辑理性思维方式能推导出科学知识却推导不出“道”,中国的直觉体悟思维方式能悟得“道”却悟不出科学知识。因而思维方式的特征也是思想内容的特征,上述直觉体悟思维方式的特征也是“道”的特征。

直觉体悟不同于逻辑推导,那么由这种思维方式得出的结论又是怎样表达的呢?这就是话语方式的问题。

西方哲学的话语方式主要是论证,这种方式要把思考的每个环节都清楚精确地表达出来。中国哲学的话语方式比较复杂,因为中国哲学忽视思想的过程,只表达思想的结论,所以只要能把结论表达出来无论什么样的话语都可采用。但事实上,从中国哲学家的著作来看,他们又很少把结论直接说出来,总是通过格言或寓言的方式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孔子的核心概念是“仁”,“仁”字在《论语》中出现了一百多处,但没有一处是为“仁”下定义;老子的《道德经》全篇都是格言;庄子善于用寓言表达思想,许多成语都出自庄子的寓言。中国哲学家的这种话语方式可能与“道”的性质有关,就像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能说出来的道就不是永恒的“大道”。所以“道”不可说,也就是不能定义,因为“道”是整体性的,给“道”下定义就破坏了这种整体性,“道”就不是“道”了。另外,“道”是运行的,如果用概念定义“道”,“道”就静止了,对“道”的理解就成了僵死的教条,“道”也就失去了自身的性质,不成其为“道”了。所以“道”需要用心体会,无法逻辑推导,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定要表达出来也只能用比喻的方式,这正是中国哲学话语方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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